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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潤生怎樣推動改革:倡導實證研究而非“拍腦袋”
改革親歷者、昔日同事門生回憶杜老實事求是的工作風格
倡導實證研究而非“拍腦袋”
作者：劉佳 新華網 中新網 南方人物周刊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
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學、不透明、不民主，遺留問題很多，將來也許改革要重來。
構建一個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權。貫徹執行行政許可法。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辦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怎樣推動改革？5個中央一號文件出臺的背後有哪些故事？在視杜潤生為“靈魂”的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聚合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包括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張木生等。昨日，他的多位同事、學生向南都回憶起與改革有關的故事。
“可以、也可以”開啟農村改革
其實，在“文革”前後很長一段時間，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很敏感的爭議問題。“最早有地方試行包產到戶，都被叫停，因為當時有人認為這直接關系到‘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曾與杜潤生共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郭書田告訴南都記者，在農村改革方面，推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杜潤生一直旗幟鮮明，是堅定的“改革派”。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指出，貧困地區要調糧食救濟、交通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吃瞭一多半，國傢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而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是“兩頭有利”。
這一觀點遭到強烈反對。“有農民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是農村最直白的表達。”郭書田說，而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就這一問題吵得更為激烈，“有兩位省委書記，甚至吵到臉紅拍桌，在會場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最後，在杜潤生、萬裡等人支持下，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終於在75號文件中撕開瞭口子。
“中央文件中一直是說‘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包幹到戶’，也有‘不許包產到戶、不要包幹到戶’，都是不允許、不鼓勵的態度。”郭書田說，而在杜潤生起草的75號文件中(75號文件：1980年中共中央出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通知》)，則作出巨大改變，文件中稱“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打破瞭此前長期以來的思想禁錮，釋放瞭農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而農村改革就從這裡開始。”
“在杜潤生那個地方可以吵架”
“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在杜潤生所主持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起草的文件中越來越多地出現。
現任昆百大董事長、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會長何道峰告訴南都記者，當年跟著杜潤生一起做調研、起草文件的，是各種各樣的人。有像何道峰這樣剛從大學畢業的，也有來自農村基層的；有的是讀瞭很多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人、滿腦子的新思想；也有的是對改革持有懷疑甚至反對態度的。
“杜老能非常平和地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何道峰說，農研室的特殊之處也就在於此，“在杜老那個地方可以吵架，我們相互之間可以發表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杜老的觀點也可以發表不同意見，隻要言之成理就能非常自由地討論，這在當時的語境裡，絕無僅有。”
何道峰認為，這也是杜潤生推動農村改革的一種技巧：拿出案例、數據、現實情況來，讓不同的觀點和思想充分地碰撞，因為中央農研室的文件都是“可以、可以、也可以”，以前做出任何一項這樣的改革，都有可能被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隻有爭吵，拿出來的東西才夠穩妥。
要求去農村農民那裡找案例銀行信用貸款條件
在何道峰看來，杜潤生對農村改革的調查研究，采取的是今天已最常用的“實證研究”方法。在中央農研室，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求大傢去農村、農民那裡找案例，要麼一個個把案例做實，要麼就做抽樣調查。當年王岐山所在的聯絡房貸雲林虎尾房貸室，就是聯絡全國各地的學者來做這類的調查研究。
“在那個時代，這對中國政策研究影響至大。”何道峰說，所寫的文章，往往是先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語錄，研究結論都在領袖語錄中找到才能算是真理，“但今天我們都知道，要從現實中去找實際性的答案，才能找到真理。”
曾在中央農研室工作、現任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的張木生也向南都記者回憶起“實證研究”的細節。有次他們與杜潤生一同去中南海匯報糧食工作，農研所一名年輕研究員提出的方案遭到瞭中央有關領導人的反駁，這位年輕人有些生氣脫口而出：“我們提的數據，都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當場便有領導人向年輕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你慢慢說，我仔細聽。”
走出中南海後，張木生等人本以為會因行為莽撞而受到批評，不想杜潤生嘿嘿直樂，評價說：“我就是喜歡你們這樣，小傢夥為我們這些老傢夥投石問路。”
被稱為“中國改革之父”的杜潤生，直到晚年對中國的農村改革也一直保持著關註、冷靜的思考。
3萬字文件被批是“正確的廢話”，杜潤生坦然接受
連夜找中央領導要求重擬會議文件
在杜潤生主持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84歲高齡的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郭書田曾經多次參與一號文件起草前的調研、準備工作，“我和他的接觸基本是在各種會議上，但單從會議、工作中就能感受到他非常實事求是的風格。”
大概1986年以來，每年年底會召開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第二年農村工作的政策與措施。郭書田回憶，1988年底，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預備會召開前一天，部分省市的農委主任、農研中心主任陸續抵達北京昌平的會場。這次預備會是要確定來年農村工作的一些要點，由杜潤生帶領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為會議準備瞭一個3萬字的會議文件。
“這是一份經中央領導人看過並同意的文件，可部分省裡同志看到文件後意見很大。”郭書田說：“有人尖銳地批評文件沒有解決具體問題，長篇大論搞瞭3萬字，都是‘正確的廢話’，甚至有人提出不修改的話，會議就不用開瞭。”
一方面是已經過中央高層通過的文件，一方面是地方基層的反對聲音，怎麼辦？杜潤生坦然接受不同聲音，並征求參會者意見：怎麼辦？有人建議“重新寫”。杜潤生繼續問：怎麼寫？有人提議“有什麼問題，寫什麼”。
“他立馬就去找中央相關領導，要求重擬一個稿子，表示要重新把需要解決的問題列入文件。”郭書田說，匯報完回到會場已是晚上9時，杜潤生又召集大傢現場提第二年需要解決的問題，兩個小時各方面提出10多條，最終形成一份2000多字的文件。第二天一早，杜潤生又將這份連夜加班趕出的稿子報送中央領導，看過後才召開會議。
“他就是這樣從實際出發，意見尖銳，但有道理他就接受，中央領導層面通過的文件也有勇氣去改變。”郭書田說，杜老師的這個故事他也常常講起，“尤其是談到要樹立良好的會風、文風，我就常拿杜老師的例子來說，要廢除‘正確的廢話’。”
杜潤生的門生、曾參與五個一號文件起草的張木生告訴南都記者，事實上，當年杜潤生帶領大傢起草的文件，都在盡量不講“正確的廢話”，“當年起草的一些文件，工人、農民都能看得懂，農民還能把文件拿來作為維護自己權益的盾牌。杜潤生晚年看一些文件的時候，也曾批評說現在一些文件，講道理的能力反而下降瞭”。
每次生日宴也是農村改革問題“圓桌會”
南都記者瞭解到，2002年起，杜老生前歷次生日都有來自各領域、重量級的人物出席道賀。
2014年7月18日是杜潤生101歲的生日，9號院(前中科院農研所代稱)的“老戰友”們齊聚北京紫竹橋附近的一傢酒店為他慶生。曾與杜潤生共事的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郭書田回憶，參加生日宴會的還有多位地方領導幹部，他們曾在農業領域工作。
南都記者發現，眾人聚集一堂為杜潤生賀壽最早始於2002年，那年他90歲。1989年，農研所被撤後，成員們散落各方，九號院裡的故事逐漸被淡忘。直到12年前的夏日，曾一起起草“一號文件”的“改革者們”再次相聚京西賓館，一起回憶那些年輕的歲月。除瞭敘舊，生日宴也是探討中國農村改革歷程以及當下問題的“圓桌會”。
“這麼多年過去瞭，仍有這麼多人懷念他，就是因為當年在他的領導下，為瞭解決中國農民問題這一共同目標，在一起琢磨研究，形成瞭一個無形的‘團隊’。農民的問題就是大傢最大的問題。”郭書田說，每年的生日宴相聚，都是一次農業以及其他領域的同志一起探討交流的機會。但遺憾的是，今年6月，杜潤生老先生102歲的生日宴，是由其大女兒杜霞代為出席，當時，杜潤生已經神志不清。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51010/082223436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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